春季备战指南 | 倒数两周，日历上画圈的比赛日就在不远的前方

应该使情感活动与道德原则相接近符合。

结果尽如其言，鸣条之战，夏师败绩。健强只是刚也，但天德不可为首也，故高明如天亦有柔克。

孔颖达《疏》云：庶，众也。此第六畴的本文还说：强弗友，刚克。第八政是师，指国家直接掌握的比较精干的武装力量，孔安国《传》释为简师所任必良士卒必练，应是很准确的释义。庶征本文列出了五种，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以今语表述，犹言坏消息也。

可以作为推演咎征后果的有力参证，亦可知盲心失政所造成的恶果也大矣。《易传·说卦》岂不云乎：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在他看来，敬首先是心的工夫，体现为心的调控与主宰，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心法，朱熹说：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本来，宋儒的内圣之道其实就是一套道德修身、人格理想、个体存在以及终极关怀的学问。首先，他们进一步强化士大夫的文化主体身份，总是以道统掌握者的身份自居，并希望推动宋代社会的进一步学术转型、思想变革。《大学》提出了著名的八目与三纲，恰恰是以身与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但是，宋儒往往将这一套有关内圣的学问称之为身心之学，因为他们通过诠释《四书》，将内圣之道的根本看作是一种自我的身心修炼，以解决个体人格、社会理想以及安身立命的问题。

但是，从思想内容来说，《六经》所载礼学是上古先王治理国家的文献档案，是以礼为中心的典章制度，属于儒家外王之学的范围。宋代士大夫普遍追求一种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并且将这一种圣贤气象看作是一种主体精神的表达：即一种心忧天下和孔颜乐处，恰恰是来自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元典。

朱熹特别强调敬包括的身心工夫，身、心二者之间是互动的。[16]《朱子语类》卷12，《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2]《杨时集》卷1，《上钦宗皇帝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9]《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58页。

《中庸》也与《大学》类似，原本是《礼记》的一篇，宋儒将其独立出来，并且成为《四书》的核心经典之一，其原因也是如此。由于两宋的士大夫群体既是文化主体又是政治主体，所以从总体上说，他们推动的宋学思潮往往兼顾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两个方面，他们并不需要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尽管儒学可以归结为一整套内圣外王之道，《四书》元典的思想体系也体现出这一完整内圣外王的追求，但是，《四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倾向，却是内圣之道及其相关的身心之学。《孟子》一书也包含大量存心、养气、践形的身心之学。

但是在理学家的涵养工夫中，居敬、主敬则越来越重要。从北宋后期一种到整个南宋时期，致力于儒学重建以满足现实改革的内圣型儒家士大夫在朝廷政争失利，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主要是在民间社会致力于新儒学的建构和聚徒讲学。

从思想内涵来说，宋儒的身心之学包含着道德修养与个体生存双重思想，故而必然面临社会忧患、个体安顿如何统一的问题。而且无论是从道德修身还是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考察，身心均是一体互动的关系。

《四书》以仁为核心的为己之学，这一个己既是自我的感性身体，也是自我的反思意识。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4]《朱文公文集》卷25，《答张敬夫三》。这一点，和《大学》从心到身、从内圣到外王是完全一致的。仁学却是一整套有关心性情感、道德意志、人文理性的精神人格之学，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思想核心，它们主要体现在《四书》体系之中。[15]《朱子语类》卷12，《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6]《尽心上》，《孟子集注》卷13，《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9页。

而中华文明的经典是人文经典，儒家的《六经》、《四书》却是圣人人文思想的载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儒家经典与其他宗教经典有一个重大区别，其他文明基础是宗教经典，这些经典是上帝、真主思想和意旨的载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所以，《大学》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其中的关键在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的环节。应该说，这也是宋儒身心之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思想挑战。[17]敬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身体、规范身体的工夫，朱熹将坐如尸，立如齐以及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均归之于敬之目。

许多研究宋代士大夫的学者均会关注这一问题：两宋儒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一种学术文化变迁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宋学义理之学应该包括外王派王安石与内圣派程朱，他们强调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义理，其实均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孔子创立早期儒学的最大思想特点，就是将礼学与仁学结合起来。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政治思想与经典学术紧密相关。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所以，当宋儒在内圣与外王、明体与达用、道义与事功的先后、主次的问题上，越来越表现出对内圣、明体、道义问题的强调和偏好。许衡在解《大学》德润身，心广体胖时说：那有德的人，他中无愧作，心里宽大广平，身体自然舒泰，这便是德润身处。

他将主敬看作是由存心到身敛的过程，说：心无不敬，则四体自然收敛，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体自然舒适。他肯定一个人的外在形体的整齐严肃，可以引起内在心灵的常惺惺状态。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身与心俱安的人生境界。[7]《告子上》，《孟子集注》卷11，《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7页。

[11]《大学》一书包括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等身心之学的工夫，它们被称之为三纲八目，其核心和重点就是身心之学的内圣工夫。宋代士大夫将《四书》中表达的士人理想人格和价值理念提升为一种圣贤气象，如《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颜回、曾参等儒家士人的志向、情怀、德性，往往是宋儒普遍认可的圣贤气象的典范。

他认为心的恭敬必然导致身的收敛，而身的收敛也会引发心的恭敬。《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特别是理宗以后，理学、《四书》学已经成为主流的学术思潮。两宋时期的理学特别关心道德修身、人格理想、个体生命及其终极关怀，与此相关，作为内圣之道的经典学术《四书》学，到南宋时期已经完全成型，逐渐成为当时儒家学者普遍尊崇的核心经典。